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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文豪”苏洵刍议

时间:2019年01月29日 信息来源:转自2009年第2期《苏轼研究》。 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平民“文豪”苏洵刍议

 

孙开中

 

内容提要:苏洵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唯一没有中过进士且只在晚年任过几年小官的文化人,他的众多作品,较多地反映了北宋乃至整个封建社会里平民知识分子的理想情操和利益诉求,其多方面的成就和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铸就了千古平民“文豪”的灿烂与辉煌。

关键词:平民文豪  千古苏洵

   

唐宋是中国封建时代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伴随着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和广泛运用,以及历代社会对文化的普遍而持久的需求,许多成就巨大、影响深远的文化明星人物,有的在当代,也有的在后世逐渐得到公认和广泛追捧。到了明代,因茅坤选辑唐宋两代着名文化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人的作品为《唐宋八大家文钞》,从此,中国文化和文学史上,“唐宋八大家”之说,不胫而走,蜚声海内外,成为长期而稳定的共识。

这八大家的创作思想,都主张实用,反对骈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贴近现实,与时俱进,充分发挥文化的社会功能,弘扬优秀文化传统,从文体改革入手实现创新和进步。从《唐宋八大家文钞》到《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郭预衡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及各种选本和注本流传,一直彰显着唐宋古文革新运动中八位大家的成果和实绩。

在“唐宋八大家”中,苏洵是唯一没有中过进士且只在晚年任过几年小官的文化人,他是地地道道的封建社会中的平民或“草野派”知识分子代表人物。

一、高远志向

经历了唐末、五代长期的社会分裂和大动荡,古老的中华大地的芸芸众生们对公元960年由封建军阀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而建立的大宋朝,多数人由观望、默认而心存幻想。农耕民族独有的人心思定、人心思治的社会理想,和统治者长治久安以成万世帝业的主观愿望空前合拍。加之北宋前期的统治者基本上顺应历史,一直采取了比较务实的治国方略,气势并不雄壮的北宋统治者主要不靠威猛杀伐、血腥镇压,而靠“人和”和相互妥协的手段建立和巩固了政权。如何进一步改善政权,是几代帝王一直考虑并着手解决的头等大事。

科举制规范而持久的实施,扬文抑武既定国策的坚持,给北宋王朝披上了“仁政”的美丽外衣,赢得了境内知识分子的普遍拥护和支持。一代文宗欧阳修关于“正统”的系列文章和刚成年的苏轼于至和二年(1055)写的《正统论三首》无疑代表了北宋广大知识分子对赵宋政权公开拥护和支持的鲜明态度。北宋时期,是中国知识分子参政议政机会最多、话语权最大的朝代,也是封建时代农民(包括平民)阶层子弟最有可能以科考平等竞争的方式改换门庭的时期,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的。

苏洵便是一个典型,他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卒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终年五十八岁。关于苏洵的家世,其《族谱后录下篇》引其父苏序语坦言:“苏氏自迁于眉而家于眉山,自高祖泾则已不详。”苏洵对其生父的介绍如下:“先子讳序,字仲先,生于开宝六年(973),而殁于庆历七年(1047)。娶史氏夫人,生子三人,长曰澹,次曰涣,季则洵也。先子少孤,喜为善而不好读书。晚乃为诗,能白道,敏捷立成,凡数十年得数千篇,上自朝廷郡邑之事,下至乡闾子孙畋渔治生之意,皆见于诗。观其诗虽不工,然有以知其表里洞达,豁然伟人也。性简易,无威仪,薄于为己而厚于为人。与人交,无贵贱皆得其欢心。见士大夫曲躬尽敬,人以为谄,及其见田父野老亦然,然后人不以为怪……”总之,苏洵的父亲是一位宋代眉山有些文化和见识且性格简易、豁达的农民。大概是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昨非庵笔记》有一则记载启人深思:“东坡祖端正道人,乐善好施。有一异人频受施舍,因谓曰:‘吾有二穴,一富一贵,惟君所择。’道人曰:‘吾欲子孙读书,不愿富。’于是偕往眉山,指示其处。命取一灯燃之于地,有风不灭。道人遂以葬母。”众所周知,三苏的祖坟就在原眉山县(今东坡区)修文乡,“修文”之名,至今沿用。至于地名和故事的关联度如何,学者专家应予以考虑。这是北宋初期,本世代务农的苏氏家族,由普通农民向知识分子和封建官吏转化的起点和原始动力。

按照苏序的愿望和安排,苏洵和苏澹、苏涣两个哥哥先后都踏上了读书科考之路。大哥苏澹科考进展如何,缺乏明确记载。根据苏洵《极乐院六菩萨记》中“自长女之夭,不四五年而丁母夫人之忧,盖年二十有四矣。其后五年而丧兄希白(即苏澹),又一年而长子死”等情况分析推算,苏澹卒于景佑四年(1037),苏洵时年二十八岁,苏轼出生未久。苏澹有一个儿子叫苏位,从苏洵《祭侄位文》中“昔汝之生,后余五年。余虽汝叔父,而幼与汝同戏,如兄弟然”得知,叔侄二人年龄相差仅五岁,感情很好。可惜苏位随二叔苏涣“旅居东都”十三年后,不幸早逝。

苏洵的二哥苏涣是苏氏家族参加科考的第一个成功者。他于天圣二年(1024)“中进士乙科”(苏辙《伯父墓表》),在眉山甚至巴山蜀水引发了轰动效应。同乡程浚(日后成为苏洵妻兄)是否同榜中进士,尚待进一步研究,但苏程两家关系融洽,彼此关照、甚至相互提携确是不争的事实。不然,日后哪会有苏程联姻、程夫人“相夫教子”之事发生?

秉承父愿,苏洵从幼至死,读书之志从未衰减。只是参加科考一事,却连连受挫。或许,他的知识结构、应变能力、机缘信息与科考要求不相适应之故。总之,科考的成败利弊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千年来谁都爱说但谁也没有说清楚的事情。

后来,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自称:“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年,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厉行,以古人自期。而视与己同列者,皆不胜己,则遂以为可矣。其后困益甚,然后取古人之文而读之,始觉其出言用意,与己大异。时复内顾,自思其才则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它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然乎觉其来之易矣。然犹未敢以为是也。”这一段关于读书作文的过程介绍、经验之谈,是年近五十、尚为布衣的苏洵,向古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有话语权的伯乐和三苏父子共同的关键荐举人欧阳修的自我表白。这种有根有据的述说,不仅表明苏洵已掌握读书作文的规律,早已真正入其堂奥,而且志存高远,随时可以为时所用。换句话说,自己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能力,供朝廷破格拔擢,并与素所景仰的文坛宗师欧阳修一道推进古文革新运动的发展。读者如若有疑,通读一下苏洵接连写给欧阳修的第二、三、四、五书,自然会了然于心。

布衣苏洵的志向究竟有多高远?

他在《上欧阳内翰第二书》有所透露:“顷者张益州(方平)见其文,以为似司马子长(迁)。洵不悦,辞焉。夫以布衣,而王公大人称其文似司马迁,不悦而辞,无乃为不近人情?……若执事(欧阳修),天下所就而折衷者也。不知其不肖,称之曰:‘子之《六经论》,荀卿子之文也’。平生为文,求于千万人中使其姓名仿佛于后世而不可得,今也一旦而得齿于四人(指孔子、孟子、荀子、扬雄)者之中,天下乌有是哉?”他公开指责张方平算不上我苏洵的知音,你欧阳修也仅得皮毛印象,同时埋怨欧阳修“未暇读”己之作,立足在企盼得到他的重视和重用。

实际上,经历科考的挫折之后,苏洵的思想早已超越北宋统治者为知识分子预设的人生道路,他在当时交通闭塞、信息不畅的条件下,坐读万卷书,步行万里路,出入通邑大都、名山大川,通晓历史哲学、军事和当时天下大事,广交天下友,书卷气、山野气、纵横气集于一身,早已成了那个时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他满怀希望通过求荐求官这条路,为建立太平盛世干一番事业。

苏东坡《史经臣兄弟》介绍“豪伟人”史经臣时说:“与先君同举制策,有名蜀中,世所共知。”旁证了年轻苏洵早已是蜀中的知名之士。至和元年(1054),张方平以户部侍郎知益州,苏洵上书给张方平自荐,颇得赏识,被举荐为成都学官。在北宋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苏洵属于思想奔放张扬、豪纵自信的文化人。说话作文为人,讲究有体有格有礼,他经常大言不欺世、不自愧。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时时显露出轻狂无忌的名士本色,和“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浩然之气。他在《上韩枢密书》开口便说:“洵着书无他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至自比贾谊。”苏洵在唯一的《上皇帝书》结尾讲:“曩臣所着二十篇,略言当世之要。陛下虽以此召臣,然臣观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词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无事,臣每每狂言,以迂阔为世笑。然臣以为必将有时而不迂阔也。贾谊之策不用于孝文之时,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余论,而施之于孝武之世。夫施之于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于孝文之时之易也。臣虽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胜越次忧国之心,效其所见。”贾谊是西汉初年写过三篇《过秦论》、《论积贮疏》、《论定制度兴礼乐》、《陈政事疏》等光照中国史册文章的大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苏洵“至自比贾谊”,并不满足于作个“文采词致稍有可嘉”的小文人。不看到这一点,就不可能理解和真正认识苏洵这个旷世奇才的价值和意义。

苏洵当时是有“知己”、“知音”的,这便是同样有过“隐居不仕”经历而被荐入仕的雅州太守雷简夫。他在《上张文定书》里,公开夸赞苏洵“真王佐才也”、“真良史才也”,雷简夫甚至催促推荐过自己做官的张方平说:“岂可使若人年将五十,迟迟于途路间邪?昔萧昕荐张镐云:‘用之则为帝王师,不用则幽谷一叟耳。愿明公荐洵之状,至于再,至于三。俟得其请而后已,庶为洵进用之权也。”他还越次向韩琦欧阳修等朝廷命官直接推荐。算得封疆大吏的张方平召见苏洵及轼、辙后,也十分赏识,曾有“荐(苏洵)为成都学官,未报”的插曲,这也可见当时行政程序的拖沓和敷衍。重情重义的张方平决定充分利用行政和私人关系的双渠道,全力支持和推荐布衣苏洵应征入仕、轼辙兄弟应考。通过这种层层的推荐,并由有权有才有量的伯乐欧阳修等人适时的鼎力揄扬,苏洵才终于“自是名动天下,士争传诵其文,时文为之一变,称为老苏”(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

二、家教典范

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苏洵在家庭教育方面特别出色,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实施家教的成功典范。

自宋代以来,由于私人办学大为兴盛,蒙书的编写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王应麟的《三字经》便是一部划时代的着作,通俗易懂、世代传唱的《三字经》如此宣传:“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苏洵成了历代中国人学习借鉴的教育典范。

“洵有山田一顷,非凶岁可以无饥,力耕而节用,亦足以自老。”(《上田枢密书》)另外,“洵离家时,无壮子弟守舍,归来屋庐倒坏,篱落破漏,如逃亡人家。”(《上欧阳内翰第三书》)又,“洵年老无聊,家产破坏,欲从相公乞一官职……实以家贫无,得六七千钱,诚不足以赡养,又况忍穷耐老,望而未可得邪?”(《上韩丞相书》)在宋朝,这种经济状况究竟怎么看,自有公论。确实,在程夫人的辛勤操持经营下,苏家的经济状况有过改善,创造了三苏父子安心读书的条件和环境。苏辙晚年写的《藏书室记》称苏洵:“有书数千卷,手缉而校之,以遗子孙。曰:‘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遗法也。’”并不富裕的苏洵如此热爱书籍、钻研书籍、利用书籍、传承书籍,是令子孙念念不忘和世人感动的。这种无言的身教,对轼、辙二子,当时既是一种科学的示范,也会是督促他们勤奋学习的律令。在眉山,苏洵交往的人中,既有董储一类清正的地方长官,更密切的是“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的史经臣一类士君子(见苏轼诗《答任师中家汉公》)。这种人际关系、环境的创建,为轼、辙坚定不移地读书上进,增加了筹码和动力。

单以苏洵如何带领两个儿子读书作文为例,就有许多令人称道、称奇的地方。

“先君昔未仕,杜门皇佑初”(苏轼诗《答任师中、家汉公》),说的是苏洵率先垂范,闭户专心读书。“我昔家居断还往,着书不暇窥园葵”(苏轼诗《送安淳秀才失解西归》)、“我时年尚幼,作赋慕相如”(见《答任师中、家汉公》),讲的是苏轼受其影响,立志向汉朝大文人董仲舒、司马相如看齐学习。“念昔各年少,松筠閟南轩。闭门书史丛,开口治乱根。 文章风云起,胸胆渤澥宽。不知身安危,俯仰道所存”(苏辙《初发彭城有感寄子瞻》)苏辙回忆的是兄弟二人在父亲苏洵的指导下,读的什么书,写的什么放胆文章,以及当时的心态和感受。

作为一个学者、文豪,苏洵对子女的教育除了运用常规方法之外,十分求实务实,比如幼女苏八娘,“余家世世本好儒,生女不独治组紃。读书未省事华饰,下笔舋舋能属文”(苏洵《自尤 并序》),苏洵就不止让她学女工课红之类的生活技能,而培养她读书作文,成了不讲究华丽梳妆打扮、会写文章的小才女。后来由于小说家们的发挥渲染,以苏八娘为原型而演变的“苏小妹”,便成了封建时代家喻户晓、聪明绝顶,令无数须眉男子艳羡的大才女。

对两个儿子轼、辙的教育,苏洵则卓有眼光地抓了求真务实、探源溯流的学术思想和应考能力,以及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在家庭教育中,这是因相夫教子而名闻天下的程夫人所不能包揽和代替的。

纵览和对比分析三苏父子的文集,你会从不由自主的状态中,惊奇地发现:他们三父子学术思想的渊源和灵魂是那么的一致,尽管各自有个性和特色,但不能不说具有统一性、协调性和传承性。苏洵完全象一个搏击中国学术海洋、门路精通的老手,指点着、护卫着风华正茂的二子轼、辙,进入远海深海探宝,最终各自满载奇珍异宝而归,从而成就了“千古散文八大家,一门父子占三席”的壮丽奇观。

比如以六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学说,三父子都狠下功夫,每个人都写了论述六经的文章,既互相联系呼应,又各有侧重。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里说:“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又说:“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三苏父子十分看好的《苏氏易传》等哲学着作,究竟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处于怎样的地位,产生过怎样的作用,近些年来,文史界正在深入研究。至少具有特色、创见而世代传承。

苏洵《几策》中《审势》和《审敌》两篇文章,从朝廷内政和外交、军事的战略高度,大胆阐述了宋朝应该采取的大政方针,这种文章的立论方式、观点和特殊风格,大量体现在轼、辙的政论和策论中。

苏洵《权书》里的《六国》,是其家喻户晓的代表作之一。早有人对比分析三苏父子各自的“六国论”,但谁都佩服姜还是老的辣,认为苏洵的文章联系实际更紧,切中要害而更隽永深长。

三苏父子都通晓宋以前中国的官方史书,擅长品评历史人物和事件。苏洵还有《史论》专着三文,留有《管仲论》等示范性论文,这些学术观点和做学问的方法,影响了轼、辙一生。从轼、辙的文集里,可以找到大量受其父影响和指导启发的例证。

三苏父子都写有《上皇帝书》,都爱与执政大臣写信纵论古今得失,直接阐发个人关于朝政甚至文艺的观点。文章共同点视野都很开阔,直言不讳,态度一律不卑不亢,具有超乎常人的胆识和气势。这种行动和文风谁开头?谁示范?当然是苏洵。

苏洵的《衡论》11篇,全是以古鉴今,权衡国家政治得失的文章,它充分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和清醒认识。苏洵坚持社会进化的观点,从维护宋王朝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分别具体从国家机器的改良和改善(包括《远虑》、《御将》、《任相》、《重远》、《广士》),和坚持以人为本、调整阶级阶层关系(包括《养才》、《申法》、《议法》),以及改革兵制、减轻国家负担、解决民生(包括《兵制》、《田制》)等方面,表达了多年来自己的思考和建议。如此全面、系统的政治改良纲领,不是由朝廷大员、也并非抱残守缺的腐儒提出来,而是由民间人士苏洵通过层层关卡,直接送达了大宋的朝堂。苏洵(包括轼、辙)追慕的是理想化了的三代政治,效法的人物主要是董仲舒、贾谊、陆贽,三父子求试、求官过程中,进献给朝堂引起朝野轰动的系列文章,正是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后,来自民间的一次大反弹。

至今悬挂在三苏祠的匾额题词“是父是子”(意谓有杰出的父亲才会有杰出的儿子),作者是有卓见的,在以农耕文明为特色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父辈对子女的影响远远大于现当代。他们在宋王朝自觉危机而力图改善的历史时期,由父亲苏洵带头,希望凭自己的学识和能力,谋求一官半职,从而干一番事业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这不能简单机械地用“投靠”统治阶级之类的极左眼光来论述具体问题。这种貌似彻底革命的鬼话,实则是导致民族虚无主义的迷魂汤。

回复正题。从苏轼、苏辙两兄弟日后的大有作为,反观他们从父亲苏洵那里接受的影响,无论从言教、身教考虑,都无可争辩地说明:苏洵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实施家庭教育的成功典范。笔者只是粗线条对人们容易忽略的内容进行了勾勒,苏洵从事家庭教育的内容、方式、效应实在多多,属于至今并未大力开发的领域,相当部分对当今的教育改革具有启发、借鉴作用,因而希望有更高明的专家、学者参加研讨。

三、遗音绝响

苏洵是植根于民间而又书卷气浓厚的思想家和文豪。他学识广博,着作宏富。对于自己不满意的作品,曾予以大量淘汰,因而留传下来的多为精要之作。他对于哲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民俗学、文学都有很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他出入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有学有术,是一个积极用世的大杂家。

由于土生土长,苏洵一生保持了和民间社会的广泛联系,他从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那里,继承了许多美妙甚至虚幻的东西,形成了布衣知识分子特有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然后以此为参照物,力图匡正时弊,成就一番事业。

苏洵生活的宋代,历经长期战乱而建立的新王朝不过几十年。各种社会矛盾的积累和迭加,促使朝野改革政治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宋仁宗及以后的英宗、神宗,可以算是中国封建帝王中政治头脑比较清醒、思想较为开明、相对比较仁慈宽厚的最高统治者,因而朝堂之上,能够随时听到不同的声音。

苏洵是经过层层推荐、直接来自民间且属西南边陲地带眉山的“布衣”。他的众多作品,较多地反映了北宋乃至整个封建社会里平民知识分子的理想情操和利益诉求,说他为民代言或请命也并不为过。但限于此时尚属封建社会的繁荣期,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皇权无处不在的情况下,顶多有点幼芽而已。苏洵不可能成为社会剧烈动荡时期先进思想的代表。他实际上是唱着体现农耕文明的田野牧歌的长者,在承认皇权和等级制度的前提下,呼吁改良政治,建立相对和谐、处处体现中庸、人道、礼让的文明社会。

“用之则为帝王师,不用则幽谷一叟耳。”谁也不会怀疑苏洵一类“布衣”知识分子的学识和才干,但对个人历史的命运确乎基本如此。

苏洵被推荐到朝廷名声大震以后,怎么安排、使用苏洵,是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朝廷不是一直要广辟人才么?现在公认的特殊人才已经到了京师,着作直达朝堂,匆匆回眉山理丧的苏洵个人处境却是“昨者入京洛,文章彼(被)人夸。故旧未肯信,闻之笑呀呀”(苏洵诗《答二任》),只是成了人们半信半疑的谈资和笑料。他不由得写了借物寓意的《木假山记》,以树木遭遇弃而不用的情形自况和自我安慰。嘉佑三年(1058)十月,苏洵得雷简夫书信,告知他将召试舍人院。十一月五日召命下,苏洵于同年十二月一日写了《上皇帝书》,以老病为由推辞考试,并以布衣身分,越次向朝廷提出十条政纲,力主以刷新吏治为主线的改革。这篇《上皇帝书》,时间上略早于嘉佑四年(1059)夏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撇开个人身分和实际影响看事实,由此不能不说苏洵是呼唤北宋政治改革的重要代表。

苏洵在《答雷太简书》中,清醒而自重地坦陈:“仆已老矣,固非求仕者,亦非固求不仕者。自以闲居田野之中,鱼稻蔬笋之资,足以养生之乐,俯仰世俗之间,窃观当世之太平;其文章议论,亦可以自足于一世。何苦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权衡,以自取轻笑哉?”他在《与梅圣俞书》里,再次表示了同样的认识和态度,并对折磨人的科举考试进行了批评。

满怀善意的梅圣俞为此写了《题老人泉寄苏明允》:“泉上有老人,隐见不可常。苏子居其间,饮水乐未央。渊中必有鱼,与子自徜徉。渊中苟无鱼,子特玩沧浪。日月不知老,家有雏凤凰。百鸟戢羽翼,不敢言文章。去为仲尼叹,出为盛时祥。方今天子圣,无滞彼泉傍。”他从隐居之乐过渡到轼、辙的前途以及苏洵出山的重大政治意义,殷切希望他认真考虑,迅速来京城谋求发展。

嘉佑四年六月,朝廷再召苏洵。苏洵《上欧阳内翰第四书》勉强表示将奉召进京,信中表露了他的整个思考过程:“洵久不奉书,非敢有懈,以为用公之奏而得召,恐有私谢之嫌。今者洵既不行,而朝廷又欲必致之。恐听者不察,以为匹夫而要君命,苟以为高而求名,亦且得罪于门下,是故略陈一二,以晓左右……始公进其文,自丙申之秋至戊戌之冬,凡七百余日而得召。朝廷之事,其节目期限,如此之繁且久也。使洵今日治行,数月而至京师;旅食于都市以待命,而数月间得试于所谓舍人院者;然后使诸公专考其文,亦一二年;幸而以为不谬,可以及等而奏之,从中下相府,相与拟议,又须年载间;而后可以庶几有望于一官。如此,洵固以老而不能为矣。人皆曰求仕将以行道,若如此,果足以行道乎?既不足以行道,而又不至于为贫,是二者皆无名焉,是故其来迟迟,而未甚乐也……”从名震京师后苏洵个人的际遇中,读者可以清楚看到宋朝官僚机构拖沓迟缓的行政效率,和对特殊人才的怠慢与刁难。当然,这也集中折射出封建皇权对知识、对人才的冷漠与凌辱。

苏洵这次奉召入京实有个人不得已的苦衷:妻子程夫人已长眠地下,两个儿子高中进士都要到京城授官为国效力,一个年过半百的布衣知识分子孤零零地留在故乡眉山,会有什么作为和生活的乐趣?更何况,京师既有赏识自己的当政伯乐和朋友,又可以关照初出茅庐而前途无量的二子。权衡利弊之后,苏洵于嘉佑四年(1059)十月,与全家人一道,沿岷江、长江顺流而下远赴京师。“家托舟航千里速,心期京国十年还”(苏洵诗《初发嘉州》)表明:他对“京国”尚存希望,只是十年以后,“我”一定要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眉山终老,以了却叶落归根的宿愿。

嘉佑五年(1060)二月十五日,三苏父子全家到达京师,暂寓西冈。欧阳修《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明允)墓志铭》言:“召试紫微阁,辞不至,遂除秘书省试校书郎”。在试与不试之间,苏洵对朝廷的征辟制度公开叫板,拒不参加。“遂除秘书省试校书郎”,实际上是朝廷方面对“烫手山芋”苏洵强硬态度的妥协,是坚持等级制、阶梯论的宰相韩琦对苏洵一种莫可奈何而又吝啬的安抚。自然,苏洵个人的风骨得以展现无遗。

嘉佑六年(1061)七月,“会太常修纂建隆以来礼书,乃以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使食其禄,与陈州项城县令姚辟同修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方奏未报而君以疾卒,实治平三年(1066)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闻而哀之,特赠光禄寺丞,敕有司具舟载其丧归于蜀”(欧阳修《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可见,一代文豪苏洵进京授“爵不过于九品”的文散官以后,并未大展鸿图、大行其道,在不足五年的为官期,只是作了些古籍文献的研究整理工作。他的早死,难免与郁郁不得志有关。也许是出于政治宣传需要的考量,苏洵死后获得了一般人不可企及的“哀荣”,但这毕竟不能成为评判苏洵价值的真正筹码。

苏洵的千年诞辰即将来临。终其一生,苏洵是我国古代卓有影响的思想家、大文豪。虽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他的文化品格,是永远值得称道的。他那博大精深的着作,已经启迪并还将继续启迪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并汇入世界文化宝库。他那坎坷而有些悲凉的个人身世,除了使我们对封建的政治文化制度,随时保持一份清醒和警惕外,还会转而增加我们对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和人民的热爱。他的好学善教精神,将溶入中国文化人的血脉中,永远推动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2008年11月5日

孙开中,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转自2009年第2期《苏轼研究》。


(作者:孙开中 编辑:suxue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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